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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戈

当贸易和掠夺开始最大程度满足贪婪的时候，公司这种新型组织出现了。1602年，东印度公司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公司由1143名投资者共出资645万荷兰盾，目的是集中力量干大事，垄断通往东方的贸易。这家通过创新形成的新型组织，让欧洲大陆边缘的这块低地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子宫。

不得不说，股份公司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东印度公司在设立时就认识到，保持股本的长期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公司章程中规定，成员可自由撤走其资本和应得利润，但要在10年之后。丰厚的利润让很多没有赶上第一艘“欲望之船”的人非常眼热，而老股东们看到公司这么赚钱，实在不愿意等那么长的时间变现。在多数股东支持下，章程修改，股票被允许转让。人们开始在阿姆斯特河的大桥上买卖股票。1609年，在皇家的支持下，一个拥有柱廊和钟塔的四方形建筑——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开业，这是世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8世纪，世界经济贸易霸主的位子转移到了英国。1773年，人们聚集在伦敦柴思胡同的乔纳森咖啡馆，买卖政府的债券，这里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1792年5月17日，24个证券经纪人在纽约华尔街68号外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协议，协议确定了经纪人的“联盟与合作”规则，这一天被当作是纽约交易所的诞生日。1848年，第一家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所成立于美国芝加哥，交易粮食期货。

股票、债券、期货，当交易跨越几千年来一直沿袭的实物商品，开始交易虚拟的承诺和信用之后，以财富欲望为底色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创造力被不断激发。

如今，无论是老牌的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芝加哥交易所，还是后来逐渐形成的东京、新加坡、上海、深圳交易所都是在基本相同的框架下进行交易的。无论交易的品种有什么不同，交易的手段和规则有什么样的变化和创新，有一点不变的是，所有交易标的，都是传统商品属性的自然延伸，所有的交易行为都是基于获得个人财富这个基本动因。

因此，当碳交易和交易所被作为一种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方法的时候，怀疑、观望、反对的声音占据主流。经过20多年的探索，越来越多国家的主流人群开始接受这样一些观点：气候变化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气候变化是一个必须由全人类共同应对的挑战；碳排放配额是一个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须选择；碳排放配额的可交易性是兼顾排放和发展提高减排效率的一条有效路径；建立合理高效的交易制度和交易机构是促进企业减排的重要手段。

美国民主党政府重新上台后，在应对气候变化认识和做法上出尔反尔、颠三倒四、朝令夕改的美国宣布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更重要的是，中国“3060”目标的庄严承诺，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变得更加确定。

中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让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清晰化，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当中。即将启动上线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交易中心将落地上海，碳配额登记系统将设在湖北武汉。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项的公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全国碳排放权集中统一交易。

中国全国性碳交易系统的全面启动，意味着经过10多年地方性碳交易市场的探索和实验之后，全国性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将成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如果说，30年前，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的话，那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张的日子，无疑也将成为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一个标志性时刻而被历史记录。

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这是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基于国际规则的温室气体排放登记、减排和交易平台。气候交易所的诞生缘于《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抑制全球变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

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是，要有在1990年占造成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55%的国家批准，才能正式生效。中国在1998年5月29日签署了该议定书，承诺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

美国曾于1998年11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随着共和党小布什的上台，画风突变，表示反悔并决意退出协议。而在当初，美国政府正是《京都议定书》出台的积极推动者，尤其是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戈尔，让自己成为应对变化行动的旗手。让美国占据新的“道德高地”，成为经济新发展方向的领导者是他为竞选2000年大选准备的弹药。但美国人显然对此不感兴趣，戈尔在竞选中失败。

布什政府强调的理由是，减排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而且，要减排必须拉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凭什么中国不减而美国需要减？

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些国家的排放量超过全球排放量的61%，协议生效。通过市场交易碳配额，让企业获得减排的动力。《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市场机制推动减排，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三项机制直接催生了气候交易所的诞生。

资本以其先天拥有的超强嗅觉，马上闻到了这其中拥有的商业潜力，在期货交易的故乡，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应运而生，但又生不逢时。他们没有预料到美国会退出《京都议定书》。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硬着头皮开张，有了些零零碎碎的交易，2010年底停止交易。

和碳配额生意在美国的惨淡相比，在欧洲，碳配额交易日趋红火。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张的第二年，欧洲气候交易所作为其子公司就成立了。之后北方电力交易所、未来电力交易所以及欧洲能源交易所等交易所纷纷建立，且交易逐渐正常化，对促进减排产生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欧洲碳配额交易之所以能够逐渐发展起来，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欧盟实行的是“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机制，每个成员国每年先预定二氧化碳的可能排放量，然后政府根据总排放量向各企业分发排放权。这个权属清晰的碳排放配额，让没有用完配额指标的企业必须通过交易才能获利，让超额排放的企业必须购买其他企业的剩余指标。由于指标具有法律约束力，让排放指标交易成为市场刚需，促进了交易的发展。

除了买卖配额这种最基本的交易方式，欧洲气候交易所还推出了与排碳配额挂钩的期货，随后又推出了期权交易，让排放配额成为金融衍生品，增加了碳市场的流动性。此时，碳排放配额交易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强，流动性变得越来越高，似乎正在向这一机制当初的天才设计者们预言的方向发展。

欧盟市场由欧盟委员会统一设定碳配额总量分配给各个成员国。配额总量清晰透明。分配方式上，通过拍卖让企业购买获得碳排放的权利，保证了碳配额的稀缺性。欧盟市场采用基准线法核算免费碳配额的数量，使得碳效率高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配额。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欧盟的交易机制值得学习。随着全国性交易市场的正式运行，将对中国碳市场存在监管不严，执行相对宽松，规则不清，企业被动履约参与交易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产生倒逼。

早在2008年，一位名叫黄杰夫的经济学者来到天津，参与了自称全国第一家综合性碳排放权交易机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建立。当时天津滨海新区获得极高的改革先行先试的权限。黄杰夫的东家正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拥有公司副总裁的头衔。2009年11月17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完成我国首笔碳交易：上海济丰纸业包装公司购买的碳减排额，来自南平顺昌洋口水电站。厦门一家名叫赫仕环境工程咨询公司是成交中介，公司的创始人名叫黄玉彬，是一位英国海归，上大学时接触到碳排放配额交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自己经常被别人当作骗子。

回过头看，当时的条件下，那笔交易更像是为建立影响搞的营销噱头。随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关闭，黄杰夫早已改行，那位女海归大概率早已离开了她想开创的行业，如果一直干这一行，她肯定没办法养活公司。

大的商业浪潮永远是这样，能不能赶得上，不再于你出发的早，而在于是否正好是对的时间。